奥地利的地缘政治与法国的胡格诺战争宗教改
因此，三国同盟本身并不是一个十分坚实、确定的同盟，只是一种象征，这在当时和后来的很多签订盟约的国家一样，举几个例子，斯大林和宋子文代表团签的名字里也带着“同盟”，但是这个同盟是真的同盟吗？希腊和土耳其为了塞浦路斯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年战争），在战争之前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也签了“同盟”条约，还有年的兴博隆协定，俄德之间接近军事互助同盟的状态，真的能达到吗？实际上在英俄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德国会为了防止英国对德直接遏制而放弃俄国。所以这些同盟关系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英国与德国之间没有任何同盟条约挂钩，而德国和俄国之间是有白纸黑字的条约的，最后还是要实力说话，条约最不管用的。奥匈本身夹在俄德之间，地位也很微妙。
哈布斯堡王室本身原先是神罗-德意志体系内的主导者，但是随着西班牙衰落与宗教改革等发生而受到连续削弱。除了大家熟知的普鲁士击败奥地利等事件，连今天的中立国瑞士、普法战争争夺的阿尔萨斯等等原先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领地，包括荷兰-比利时，这俩小国原先叫弗兰德斯、尼德兰，最早也不是西班牙的，是奥地利所属的神罗的，他们再往上推溯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丧失西北海岸后失去对弗兰德控制权，就是奥地利的。奥地利的损失是特别大的。这个问题，最早是法国造成的，其次是普鲁士，他们破坏了奥地利主导的神罗在波西米亚和尼德兰的统治，这两个地区是神罗最富庶的地带，他们的丢失导致神罗帝国的财力急遽下跌，进而导致奥地利实质统一各邦国的物质基础被打垮，这一进程几乎等同于不可实现。卢森堡王朝时期的《黄金诏书》实质性生效了，奥格斯堡宗教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割据的进一步固化。理由其实是一样的，当时英国还不算是个什么狠角色，只是一个贫穷的边缘岛国，主要进行均势的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和之前的宰辅黎塞留。
法国的均势政策，主要就表现为远交近攻，联合土耳其遏制西班牙-奥地利联盟；同时极力追求“自然疆界”，也就是把法国的东部边界推到莱茵河上，增加自己的战略纵深。第一条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第二条不是想办就办到的，其实这里隐含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德意志大部分地区保持分裂割据状态，唯此，才不会在比利牛斯以外的方向遭到强有力的阻击，事实也是如此，法国逐渐消灭了勃艮第等阻隔法国与莱茵河之间的多个割据势力，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边界已经和今天的法国疆域几乎完全一样了。黑森、拿骚、普法尔茨、威斯特伐利亚、巴登、符腾堡、什瓦本等自由市、邦国并立，财力上最富有的两地又遭到敌对者的威胁或者控制，那么神罗无论财力还是人力上都不足以有效抵抗法国的东进。
另外我想说一点宗教改革的问题。之前我们在三月六日杂记：秩序中创造混乱往往是为了掌握军队中就提到过这种原理。你说这个新教诸侯真的很强大吗？我看未必，虽然有法国的援助，但是法国自己之前就一直和西班牙斗、和天主教会斗，所以能匀出多少余力来支援他们都是个未知数，我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这种“秩序中认为创造的混乱”对军队和社会的极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有类似于“rebelfaction和Capitalistroaders”的那种矛盾带来谁掌握军队谁就胜利的那种情况，新教诸侯不是在全局和罗马教廷占优势的地方击败天主教势力，而是在本土凭借这种优势局部击败后者，这种小胜利在多个点同时出现，导致西班牙-奥地利左绌右支，同时还陷入到与法国的争斗中难以自拔，这才被迫承认了这些地方的事实独立。同理，还有法国自己的胡格诺战争，这也是一个原理爆发的。胡格诺就是法国人对加尔文派的称呼，两派的矛盾激化，本质上就是地方封建主不甘心自己被巴黎的朝廷拿下，希望仿照奥格斯堡模式也来一次夺權，至少要在朗格多克等南方重新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波旁家族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左右摇摆，见风使舵，最终也脱离了胡格诺集团，重新与北方的天主教贵族结成同盟，这下建立了波旁王朝。在战争爆发之初，实际上真正矛盾还限于王权和地方被削弱的南方贵族之间，但是我们通过圣巴托洛缪惨案可以知道，即便是法国亲天主教势力的核心地带巴黎，也有大量的胡格诺教徒。这种以文化群体的划分作为斗争对象的秩序很可怕，因为即便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不是胡格诺，如果有人跟他私下恩怨，正巧这个冤家还是比他有权有势的，照样可以把这种“罪名”扣到他脑袋上，这样就不仅仅真胡格诺被处决了，天主教内部也可以借此编造出一堆莫须有的理由来迫害自己想迫害的人，更何况就算是普通的胡格诺教徒，也不代表他这出身就有错了。
所以到战争后期，胡格诺贵族集团的波旁竟然能被北方贵族拥护到巴黎登基，这说明斗争的本质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不是为了宗教缘故，仍然是power罢了。我们可以把分析的视域更深挖一层，那就是分别考察胡格诺贵族和北方天主教贵族内部的分化。国王本身已经有集权基础了，但是在这次宗教战争中失灵了，主要就是因为三角集权的那种平衡协调地位在暴乱中没有及时能对上口的应用，他的本质是经济精英和军役贵族，而胡格诺的问题是什么？他在这种实际划分之外又创造出一种人为捏造的群体划分方法，这种方法表面上看去是为了划分不同religion的人，实际上是要把军权盗窃过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论你支持哪一种，你都是在伸张一种自定的正义，这种正义会分裂现有的军队，社会更会撕裂，失去了军队支撑的法律和财政系统也会陷入混乱，所以整个社会都被重置了。在这个过程中谁掌握的力量权最能保障祭司“正义”地位与利益，谁就能得到天主教会的鼎力支持，重新恢复秩序。而无论单纯主张胡格诺的南方贵族，还是北部独尊天主教的吉斯贵族，都无法弥平这种破坏，因此只有比较弱小且主张两派共存的建制派诸侯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吉斯贵族内部也会出现一系列的因为利益而非真实信仰情况分化的对立集团，国王自己的三角平衡、绝对君主制更是难以维系，没有实际兵权但仰赖全国统一获益的教会自然希望恢复统一。法国的天主教会在阿维农之囚后就失去了教皇代理人的作用，已经成为御用工具了，这样北方的教俗势力之间出现分歧，而世俗贵族也因为争夺主导权而出现分裂，宗教改革把法国本身也搅得鸡犬不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对既有的绝对君主制中不足之处的改良。波旁王朝实现了绝对君主制类型里政治集权的终极改良。
南方的情况就更简单，因为胡格诺“造反”之后大家都标榜自己是胡格诺，相互之间找不出一种能够在对方以自己为信仰本位、同时能境内制造混乱的“正义”了，所以大家都是大眼瞪小眼，根本谁也吃不掉谁，最后就是回到阿尔比派之前的那个阶段，“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偶尔搞一搞军事冒险，互相“村战”一下罢了。但是这样就又回到弱肉强食的状态了，大的胡格诺诸侯就会以武力征服小的胡格诺诸侯，所以波旁这种小诸侯坐不住了，怎么办？投北一念间，刹那天地宽。他往北去，正好可以迎合那些法国天主教会势力，给他撑腰，这样他就能以胡格诺-天主教共主的身份建构自己最大的“正义”，这样教会的利益也能得到保障，而不是继续被这种新型撕裂所折磨。作为交换，波旁肯定要肯定天主教在法国的国教地位，换取他们对于他军队召唤的支持，当然，这种召唤一旦完成，波旁实际上就真正掌握军队了，教会的力量再次下降到依附于国王的地位上来，但是没有教会的配合，国王自己的宗教共主地位还是难以发挥作用。
因此，发表《南特敕令》的意义，不亚于绝对君主制的建立，这是绝对君主制的二次建构。南特敕令后法国的秩序得到重构，绝对君主制没有消亡，反而更加巩固，丧失了通过胡格诺主义浑水摸鱼夺取兵权的可能性，因为封建贵族再也没有力创造出足以搞乱整个法国的“正义”了。
宗教改革对于加剧德意志孱弱、法国中央集权强化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也导致了西班牙-奥地利结盟对法国-土耳其组合争霸过程中的无力。这些都是隐藏在黎塞留遏制奥地利、西班牙大战略背后沉重的历史基础，而我们平时很难将其联系到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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