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美国会破产吗

　　美国财政部、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近日首次历史性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年贸易逆差则大增27%，创下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内忧”叠加“外患”。美国能够找到“更长期的确定性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周期性困境吗？“美国破产”的话题会继续困扰美国以及世界经济吗？

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刘明

　　一、货币政策转向：史诗级扩张会否“戛然而止”，会否引发债务危机

　　主流经济学常常更为重视研究“非理性”行为如何制造泡沫，研究政府干预如何避免泡沫。但这些年来国际金融危机暴发、演进的事实说明，政府行为同样可以制造泡沫。在年国际金融危机形成过程中，美国政府持续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功不可没”。美国政府支持的“两房”更是该轮金融危机的前导——“次贷”危机的直接推手。对于这一点，即使不是故意被忽略，也至少是研究远远滞后。这一现象导致另一派学者认为，该轮金融危机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干预缺失，恰恰相反，是市场远不够自由，是政府干预过度。当然，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大衰退可能在刚刚进入21世纪时就暴发了。

　　这样的逻辑和悖论今天仍然困扰着美国。也即，美国应对新冠疫情、推动经济复苏的刺激政策，是“熨平”了危机，还是反而推动形成了一个超级“债务陷阱”？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主要金融机构事实上已经通过政府补贴走出困境，在疫情肆虐、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其盈利反而再创新高。量化宽松政策的目标在短期内是避免银行体系的崩溃，在中长期内则是刺激增长。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将新旧银行业务剥离，通过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使新的银行业务重归正常，引导资金进入有价值的投资领域。这正是设计量化宽松政策机制的目标所在。但是，美国的传统产业已经过于成熟，有效需求不足，而新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具备担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新兴战略产业”是否能够及时出现，我们至今仍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如果没有这一肯定的回答，由于量化宽松政策使短期利率长期近零，那么大量低利率资金投放市场的结果，可能最终并不是流向有价值的投资领域，而是被迫回流美国政府债券，或在金融体系自我循环。美国政府债券因此可能处于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新一轮的超级泡沫由此可能最终破裂。这也是不少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原因。其中最悲观的看法是美国经济可能再现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而泡沫破裂和衰退甚至已在路上。

　　其中，政府债务原本是非经常性的财政收入，但在如今各国政府的实践中，它实际上“经常性”了。政府可支配资金的增加固然是好事，但债务迟早要偿还。“欧债危机”以及此前的历次主权债务危机早已经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现在，轮到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接受这样的检验了。

　　年9月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经表示面临债务上限问题，不确定是否能“继续履行国家的承诺”。当然，当年底将债务上限提高2.5万亿美元的法案，使美国政府债务违约问题暂时告一段落。但接下来的难题却是，如果美国无节制地提高债务限额，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将继续无限地扩张。叠加的问题是，如果加息接踵而至，仅仅债务利息就足以令人窒息。1%的利率意味着亿美元的利息。在极端的假定下，如果美联储如鲍威尔所暗示，在每次议息会议上都加息一次，则美国政府的债务本息压力将陡然提高。这也是美国对于是否采行激进货币政策转向引发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还不是美国债务全貌。美国不少州政府和许多市政府都面临不同程度财政危机，说美国百城面临破产也不为过。如果把美国市政债券以及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还有类似从前的“两房”债券、美国各大财团的债务等等所有显性、隐性债务都统计进来，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果真如此，则美国极有可能资不抵债，该破产清算了。

　　二、“国家破产”迄今没有在美国出现的奥秘何在

　　其实，美国债务违约、财政破产的话题并不新鲜，美国政府也确曾出现过政府关门的现象。但是，美国毕竟没有破产，而且真正认为有此风险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并不多。奥秘究竟在哪里？奥秘就在于国家毕竟不能简单地看做一个公司，尤其是美国。

　　理论上，由于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储备中的特殊地位，美元的需求是全球性的，因而美元的发行量对应的就是需要以美元来反映和反应的经济总量。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持续复苏，这种持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而走强。

　　在特定情势下，比如战争、政治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等，由于美国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尤其是唯一的超级军事霸权所“担保”，因而其避险的功能和优势还可能凸现。反之，当投资者重新表现出风险偏好，大宗商品和证券价格可能上扬，美元可能走低。例如，就在美国饱受年金融危机之苦的时候，埃及“恰好”暴发社会政治动荡，瑞士法郎和黄金价格上涨，美元也多少受益。当然，美元在该次危机中的涨幅并不明显，这里有其他的因素，影响了投资者对美元的风险评估，冲销了潜在的避险涨幅，但美元的避险功能对持有美元的意愿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符合事实和逻辑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具有制造危机，包括经济危机、社会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的内在动力。在实践中，美国也的确是从来不惮于卷入各种危机与冲突的。一个往往为人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千真万确是长期处于战争中的国家，美国总统长期是名副其实的战时总统。即使在今天，美国也早已经预备了数个制造冲突的候选地域，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以及欧亚大陆软腹地带。对于美国作为资本代言人的冒险性，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

　　不管成因分析如何，结果是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各国大量拥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拥有对美国的债权，美国则对所有这些国家负债。这是现代杨百劳与黄世仁关系模式的全球版本。但是如果你认为杨百劳仅仅靠债券就可以让黄世仁破产，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点”不在这里。美国和各“债权国”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欠债还钱的问题，而是具有各国，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时间段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美元这种“全球金融服务”的特性的问题。往“合理”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收取“世界中央银行”的铸币税，至少是管理费。往“恐怖”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滥用国际货币发行的特权，谋一己之私利，说美元绑架了世界也不为过。如果债务真的到了要清算的地步，清算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所有使用美元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

　　在美国国内，债务至少在一个侧面是个记帐问题。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在暂停两年后于年8月1日恢复生效。美国国会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实际上就是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财政部多发行债券，美联储则在收讫后发行同样多的美元，这是美元作为“债务货币”的“货币发行”方式。如果我们有权指令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发行货币，而并不记为财政部的债务，其结果是一样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国内经济总量会不断上升，美元需求和相应发行量将不断扩大，美国公共债务规模也会不断上升，而且永远会上升。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是一个货币供应规模问题，不是通常的“借债”和“还债”问题。“还债”之后美联储也可能再次使用所获本息购买新的国债，将美元再次注入市场。当然，特殊情况下也可能“量化宽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就此而言，这个“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三、“特里芬难题”的理论错误为什么成为了理论“贡献”

　　5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部分地解释了上述原理。他的基本论点是，“美元被其他国家作为储备资产积累起来，以作为调节国际收支波动的手段，这要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前提，只有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储备资产不断减少，才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然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储备资产的减少又会动摇美元币值的稳定，最终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这里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Dilemma)。

　　罗伯特·特里芬在考虑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必然性时，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因而得出了合乎经济现实的结论。

　　但是，“特里芬难题”在这里同时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当他考虑美元币值稳定性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把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而用普通的国家与国家间贸易的模式来论证贸易差额与币值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完整解释美元币值变动的趋势及其国际、国内的复杂表现。

　　按照特里芬的第一种标准，美国贸易逆差的必然性既然是全球对于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需求导致的，其相当的一部分也至少在理论上是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之用而游离于美国与各国双边贸易以及美国国内经济之外的。例外的情形只有一个极端的假设：世界各国，至少是各主要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持有者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偿付和实物兑现。那无异于推翻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地位的“世界革命”或“超级世界大战”，美国维护自身全球统治地位的应对也必然是同样极端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罗伯特·特里芬的理论错误反而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因为他“合理地”论证：美元长期贬值趋势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美国由此所获取的利益是它作为“世界中央银行”收取铸币税的合理收益。这样的结论掩盖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比如量化宽松政策对于美元加速贬值的核心作用，掩盖了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于世界各国财富的有目的的掠夺。

　　即使在事实上，美元发行规模扩大也并不必然等于美元恶性贬值，前提在于它与其所对应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是否相当。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定义过“货币区”概念:“如果一个国家将其汇率与一种特定的国际货币挂钩，其整个经济就属于这种特定货币的货币区”。美元所覆盖的世界经济一直稳定在约50%，欧元则维持在20%-30%之间。所以，我们需要观察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平衡。

　　对于世界其他经济体来说，需要关心的问题则是，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获取相应权利之后，是否存在法制或者哪怕道义上的约束，使它同时承担起如同各国中央银行那样的责任，去试图维持这样的平衡。

　　四、负债本身从来都不等同于危机，形成危机的是不创造福利、价值、利润的负债

　　结论是，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国际收支平衡不断恶化，的确已经存在形成债务危机的基础，并已经开始出现若干类似病例通常出现的症状；但是，我们并不能仅仅从这样的数据来判断美国是否将出现危机，或者预言美国会否“破产”。

　　如前所述，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存在着根本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部分转型经济体等震中边缘国家却呈现更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我们判断下一次危机在哪里，危机将如何演进，以及我们应采取何种对策的逻辑出发点。

　　过去约13年间，由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尤其是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支撑，美国持续推出了多轮刺激计划。但是，美国没有贸易盈余，美国人也没有多少储蓄，美国政府的负债水平高于欧盟和欧元区的平均负债水平。当美国继续刺激经济时，它其实是通过继续负债制造新的增长，其中既有真实经济的一面，也有进一步形成经济泡沫的一面。

　　理论上，只要你花足够多的钱，经济是肯定能恢复增长的。至于这样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足够高效，是可能产生利润的，能够促进就业，还有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价值和社会福利，这却是另外的话题。

　　严格地说，增长更多地代表生产能力和经济规模，并不完全反映效率、利润、就业、价值以及福利。我们可以提出“西西弗斯经济”这一概念：只要你花足够多的钱，西西弗斯就可以把石头推到山顶；当石头滚落山底，他又继续把石头推到山顶。如此往复，经济活动总在那里，“西西弗斯们”获得就业并消费。尽管这样的经济活动无关效率、利润、价值以及福利，更存在可否持续之虞，但至少眼前的经济仍可增长。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西西弗斯经济”，正如也没有完全的“真实经济”一样。在负债增长的过程中，即使是经济非真实的一面，也可能有助于吸引全球资金在逐利和避险的双重驱动下向美国回流，从而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增长，甚至催生、推动更有效率，更能创造利润、就业、价值以及福利的产业的发展，其增长真实的一面可能超过泡沫的一面。

　　至于负债，它本身从来都不等同于危机，形成危机的是不创造福利、价值、利润的负债。美国在19世纪同样有过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那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19世纪晚期美国还超过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原因就在于这些负债投资到了大量创造价值和利润的、有效率的部门，这些价值和利润不仅足以偿付债务，而且可以用于新的经济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经济短期内将继续恢复增长，中长期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核心问题则在于美国经济增长真实的一面能够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美国寻找到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多高的效率创造价值和利润，是“真实经济”，而不是“西西弗斯经济”，特别是会否真正伴随着产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这是美国经济景气能否出现，能走多远，以及就算是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泡沫，这样的泡沫能否走出传统经济理论的繁荣-破裂模型，能够留下什么的关键。

　　负债迟早要偿还，要么通过负债创造的价值和利润偿还，要么通过新的举债偿还。对美国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前者，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用借条偿还借条。从资金、资源、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角度以及美国经济刺激的投入方向来看，美国的确有创造出新一轮“真实经济”的可能。美国经济“真实”的程度越高，美国的债务压力就越能日益缓解，货币政策转向的冲击就越小。反之，美国经济越不能依靠自身创造的价值和利润偿还债务，则新的举债压力就越大，举债成本越高，货币政策转向就越可能引爆危机。

　　当然，在后一种可能性的演变过程中，尽管社会总体利润、价值、福利并没有增加，但如果大量借贷资金持续流入，GDP仍可持续增长，资产价格和股市仍可继续上升。美国的西西弗斯们可能发现自己似乎重新“变得”，或被认为重新“富有”起来。这种生活紧张与富裕幻觉交替演进，直至清算的一天到来，无法借到新债并偿付旧债，“西西弗斯经济”无法维持增长，资产价格短时期内再度复位。清算的对象既包括美国人，也包括国际债权人，因为美国已经通过负债将刺激经济的代价和成本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国际转移。

　　这种最坏的设想几乎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庞氏骗局”，也是泡沫经济的经典演进过程。这样的可能性在美国同样存在。

　　拜登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实验仍在持续之中，美元与美元经济的复杂平衡能否再次达成，是我们真正应该观察的“点”之所在。

　　(作者系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部分内容曾载《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ls/35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