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没有雪的达沃斯,回不去的旧世

记者

王磬发自达沃斯

编辑

崔宇

20世纪70年代初，当德国人施瓦布开始琢磨要组织一个政商精英定期聚会的计划时，瑞士小镇达沃斯进入了他的视野。这里地处阿尔卑斯山区，常年被积雪覆盖，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小镇之一，也是全球知名的滑雪胜地，每年冬天都能吸引不少富豪来此度假。一边滑雪，一边聚会，许多影响世界的决策就在他们的觥筹交错中诞生。

施瓦布选定了达沃斯，年在这里创立了“欧洲管理论坛”——这便是后来闻名全球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从此，每年冬季这里都会举办数千人的年会，请来最受瞩目的政商领袖，探讨当下最为紧迫的全球议题，五十年来没有中断过，直到新冠大流行来袭。

时光流转到年5月。此时，世界已经在新冠大流行中踯躅了两年多，达沃斯年会也因此被迫暂停了两年。此间曾计划迁至新加坡召开，但最终没能实现。今年，随着欧美防疫措施的放松，全球旅行再次成为可能，达沃斯年会又回来了。不过不是在冬季，而是在春末夏初。

年5月，达沃斯年会重返线下。摄

王磬

这一次的年会没有雪。达沃斯换了一个模样，阿尔卑斯的山间，白雪变青葱。而世界也变了一个模样。疫情、战争、全球通胀、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粮食安全……旧挑战加新危机，每一项都迫在眉睫，每一项又都没有容易的解法。

“回来了真好”，会场里我经常看到相熟的参会者们这样见面打招呼。有时他们还会附上一句：“顺便提一下，我几周前刚得了covid-19，现在已经好了”。对方往往答到，“我也得过了”。由于欧美的感染状况过于普遍，就连往日里把健康信息视为隐私的人们，也不介意将它作为一个寒暄的话头来拉近与许久没见的朋友的距离。

寒暄方式的改变只是疫情印记的一个微小侧面。这场大流行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达沃斯。

我至今还记得上一次参加达沃斯年会时的情景。那是在年1月底，达沃斯被积雪覆盖，在会议进行到第二天时，会方立即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讨论那个刚刚进入人们视野的病毒，那时它甚至都还没有一个官方名字。发布会上挤满了中国记者，被我们围住提问的一位医学专家，后来成为了全球疫苗开发的领军人物。许多参会者在年会结束后从瑞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但没有料到，正是因为那个病毒，这场年会之旅成为了他们短期内的最后一次跨国旅行。

年1月，新冠大流行前的最后一次线下达沃斯年会。摄

王磬

像是一个隐喻：彼时，那一届达沃斯年会刚刚结束，疫情在全球开始，世界走向封闭；此时，这一届达沃斯年会开始，世界也在重新打开。在瑞士，街头已经很少有人再戴着口罩，政府放松了几乎所有的防疫措施。但人们对未来却很难再保有完整的信心：世界还能回到从前吗？

达沃斯与世界秩序的变迁

在很多重意义上，达沃斯都是一个隐喻，是真实世界的一个缩影。

而这正是我本人为什么对达沃斯抱有兴趣的缘由：虽然“跑会”在不少记者同行看来是一种比较无聊的报道形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记者、一个全球化的观察者，如果想要理解过去这些年里的全球变迁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达沃斯的会场正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样本。

过去五十多年里，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风行，全球化一路高歌。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那群人迫切希望认识彼此，交换想法和资源，创造更大的财富，解决共同的问题。瑞士小镇给这群全球化精英创造了绝佳的见面机会。每年年会的那几天里，掌握着地球命运的那群人在这里聚集，出门抽支烟就可能撞上亿万富翁。所有人的日程都是满满当当的，从早餐排到午夜派对，会场里挥斥方遒，会场外觥筹交错。

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绘过的那个繁华世界，如果有当代的版本，达沃斯或许就是最接近它的地方。

我第一次来到达沃斯时就发现，它不仅风景优美，设施齐全，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交通不便。它坐落在阿尔卑斯的深山之中，进出只有一条铁路，冬季时公路多被积雪覆盖，加之年会期间的天价酒店，这可以挡住大量想要前来游行示威的人。而那些真正的重要人物则并不需要依赖公共交通，每年年会期间降落的几百架私人飞机才是他们代步器。

不过，无论是“精英”、“富豪”，还是“重要人物”，显然都不是一个好听的名字。该如何描述这群人呢？经济学兼工程学博士、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富有创意地选择了“利益相关者”（stakholdr）这个更中性的词，并发展出一整套理论，称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holdrcapitalism）。

它的基本理念是，全球化的世界最好由一个选定的联盟来共同管理，它包括跨国公司、政府（以及联合国系统）、筛选过的民间社会组织。施瓦布认为，政府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占压倒性优势的角色，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治理模式。世界经济论坛的愿景包括一个公私合营的“联合国”。根据跨国研究所（TNI）的说法，论坛的计划是，用一个自我选择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代表人民做出决定的模式，来取代民主投票的模式；并进而认为，达沃斯及其代表的此类社群是“一场无声的全球政变”，以获取国际治理的合法性。

但在过去的十年间，舆论的水温悄然改变了。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民粹主义在多国崛起，高歌猛进了几十年的全球化开始褪去华服、露出赤脚。仿佛一夜之间，这些垄断了全球顶级资源的“利益相关者”成了众矢之的。

批评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在全球产业链转移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被新建的工厂污染了家园而不得不搬迁的居民，无法负担疫苗而在大流行中饱受疫情折磨的脆弱国家……左翼学者指出，这些明明才是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却只能被另一群人主宰命运。精英的身份不再只是光环，也可能成为原罪。放眼望去，没有比达沃斯论坛更合适的批判对象了。

今年的一个巧合是，我在论坛开始的两天前先去了苏黎世，打算从那里转乘火车前往达沃斯，没想到，在大街上偶遇了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哲学家齐泽克。我曾三次专访过他，他以对资本主义不留情面的批评而闻名。他此行是来苏黎世录制电视节目。得知我即将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后，他一脸鄙夷、一如既往地口无遮拦，对我说，如果他自己能去到达沃斯的会场，可能会考虑往特朗普身上泼个咖啡。

事实上，我还真的曾经在达沃斯的会场里迎面遇上特朗普，他被保镖簇拥，身后跟着他的女儿伊万卡。那是年的1月，特朗普在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气候行动是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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