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你们真的骂错了

作者：陈兴杰1最近，梁建章的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了《中国婚姻家庭报告版》。绝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只盯博得眼球部分，希望能挑起话题——他们取得了成功，这份1.5万字的报告少有人阅读，大多数人只记住：建议法定婚龄降到18岁。舆论反应可想而知，嘲笑怒骂者居多。我一直喜欢的某位财经博主说，他原来对梁建章的人口研究并不赞成但保持尊重，直到看到这一建议。他表示，基本人权不能视为经济学问题，这是底线。言下之意：梁建章越线了，你可以忧虑经济和人口危机，别鼓动年轻人早结婚啊。建议法定婚龄降到18岁，损害了人权。我的观点相反：梁建章的建议没有损害权利，而是扩展了权利。道理很简单：建议降低法定婚龄，不是强制18岁结婚。和现今的法定婚龄规定相比（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年轻人的选择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意味着权利的增进。把梁建章视为权利的敌人，瞄错了靶子。2谈到这里，很多人的观点才真正显露出来：他们打心眼里不赞成18岁结婚；不仅不赞成，而且禁止别人也那样做。年轻人十八九岁就结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怎么可以呢？这个世界很有趣：很多人嘴里说着人权、权利，心里想的是禁止。他们察觉不到其中的矛盾，而是真诚相信：十八岁真的不应该结婚！为此他们能举出一堆这样那样“为你好”的理由。可是凭什么呀？十八岁的年轻人，生理上完全成熟，具备了生育的条件；他们是法律上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选举和被选举、服兵役、购置贵重财物、申领驾驶执照，杀人了可以判死刑。法律上一切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限制，全解除了。这种完全意义的成年人，怎么连结婚的权利都没有呢？会有很多人说：十八岁的年轻人大多在读书，他们心理没有成熟，也没有结婚的财力……这些不重要。我们谈的是权利，而不是能力。依照“能力”判断一个人的“权利”，则意味着种种门槛：什么时候结婚才合适，怎么才算心理成熟，财力多少才配结婚呢？现今高校都不禁止学生结婚生子，怎么还有人操心那么多呢？很多人赞同某项权利，仅仅因为“我同意”。对于看不惯的东西，他们不假思索地否定，再找一堆理由粉饰，而“为你好”是常见的理由。他们貌似目光远大，深思熟虑，实际上往往忽略了当事人的处境。还是以降低法定婚龄为例子来谈。年，来自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提出“男女法定婚龄统一为18岁”的提案。其中一个理由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满20周岁的年轻男女，他们在外工作漂泊，互相依靠，未婚同居，甚至生了孩子。因为不能结婚，有些人选择了堕胎；有些人会把孩子生下来，孩子却没法落户，会遇到很多麻烦。有些人为了解决麻烦，就谎报年龄或领假证，这给婚姻的效力埋下了隐患。这样细微的观察有多少人知道呢？黄细花体察细微民情，提出解决方案，被千万人嘲骂，还被评为当年的“雷人提案”。黄细花不以为意，她向媒体反复阐述：降低法定婚龄，对于不愿早结婚的人来说，没有影响；对于极少数的早婚年轻人，却可以获得救济。老百姓多一点选择和自由，这不是好事吗？十年过去了，这些话语依旧没有过时。同样对人民谈权利，有的人选择“管起来”，有的人选择“给自由”，你赞成哪一种呢？我自己的选择是后者。每个人为自己负责，而不是替他人负责，这才是自由和权利的含义。正是这样的逻辑通向自由生育的权利——生几个孩子合适，同样也应该由夫妻决定。3育娲人口研究智库重提“建议降低法定婚龄”，遭到几乎全网嘲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梁建章并不掩盖自己“催生”的目的，这惹年轻人反感。“你呼吁早婚，就是希望年轻人早生孩子多生孩子呗？你把年轻人当什么了？”这样的“催生”方式确实让人不舒服，但回归到政策的调整，梁建章的说法并无不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定婚龄是18岁。少数例外是：瑞士和挪威将男性法定婚龄定为20岁，女性是18岁；日本的自主婚龄是20岁（父母允许，男性可以18岁结婚，女性为16岁）。中国香港的法定婚龄是男不早于18岁、女不早于16岁；台湾和澳门地区也实行父母允许的弹性制，但自主婚龄都不超过20岁。中国人的生理和心智并不晚熟，但大陆地区法定婚龄冠绝全球，原因只有一个：和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相适应。看看婚姻法修订就知道：年的婚姻法规定男性不早于20岁结婚，女性不早于18岁。年制定新婚姻法，法定婚龄提高了两年，目的只有一个：减少出生人口。女性的黄金生育期只有十余年，整体晚婚两年，就能悄无声息地减少二胎三胎。此外，晚婚能减少人口的代际数量。当时有学者就提出，法定婚龄延迟5年，中华民族一百年差不多可以少生一代人。因此，年婚姻法提高法定婚龄，还加了一条非强制性规定：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四十多年过去，中国的人口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已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老龄化危机迫在眉睫，国家也在相应调整政策。限制生育的计生政策名存实亡，从国家到地方，基调都是鼓励生育。《民法典》却保留着限制生育的条款，显然很不合适。从这个角度说，梁建章提出的修改法律的建议，有什么不妥吗？不仅没有不妥，还非常务实。4最后谈一谈“降低法定婚龄”对于“鼓励生育”影响。其实，我不太倾向于将政策目标定义为“鼓励生育”——这是一项还权于民的政策，民众多生少生，他们仍有选择的权利。这不妨碍我们预测这项政策的效果。“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提高生育率，这是人口学界公认的结论。早在四十年前，就有反复论证——只不过当时的政策方向相反，是为了减少出生人口。至于降低婚龄能提高多少生育率，多生多少人口，学术界没有定论。从现实情况看，影响大概是很小的。据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人的研究《～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显示，中国女性初婚年龄从年的23.6岁上升到年的26.3岁，10年间上升2.7岁。绝大多数女性的初婚年龄在23岁到29岁之间。在大城市，30岁后结婚比比皆是，20岁前结婚的女性少到忽略不计。最近媒体报道，江苏省的男性平均初婚年龄31.89岁，女性30.73岁；湖北襄阳男性平均初婚年龄高达35.23岁，女性为33.96岁。请注意，这些是平均数，意味着大量男女三四十岁才结婚。年轻人普遍畏婚迟婚，也算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了。普遍晚婚的环境下，呼吁降低法定婚龄，显得孤独而可笑。不过，这样的呼吁并非没有意义：选择早婚的群体将受到法律保护，从比例来看很低，绝对数却不少，这关系着很多年轻人的幸福生活。一旦这些群体受保护，他们的生活正常呈现，就会影响他人。人类群体总在密切互动，尤其婚姻生育，同龄人的参照模仿比政策对他们的影响还大。一旦早婚群体被社会接纳和熟悉，他们会对身边和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古语说“不以善小而不为”，人们讨论公共政策时也因如此，没必要因“效果不大”置之不理。这就是我所说的“务实”精神：以点滴改良的心态解决社会弊病，而不是发些大而无当的牢骚。在《中国婚姻家庭报告版》中，梁建章团队还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这些政策建议我大部分赞成，比如增加住宅用地供应、多子女家庭税务减免、放宽收养条件、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利、保障非婚生子权利，这些都有利于权利的扩展。至于一些福利主义措施，比如“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等，我持反对的态度。我认为，这些措施缺乏道德合法性，操作起来会滋生弊病。质疑只为商榷，不改尊重的态度。要扭转中国的生育危机，需要理性的讨论环境，误解和谩骂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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