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耶鲁大学教授拼爹与推娃的社会经济学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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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的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才可以不打报告……”西方畅销育儿指南中的名言，如今也成为了不少中国孩子的心声。婴儿床、学区房、升级考、兴趣班……伴随着这场从出生就开始的育儿竞赛，“虎妈猫爸”也越来越流行。是什么造成了“虎妈”、“直升机父母”现象的盛行？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育儿方式又有什么差异？6月15日，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建投书局共同主办了“全球养娃经济学”的讲座活动，邀请了耶鲁大学国际和发展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宋铮以及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创始人黄任，共同探讨了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父母的育儿方式，以及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而言，什么才是最好的育儿方式。与传统的解释不同，耶鲁大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育儿方式背后的经济因素。在今年出版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andParenting）中，齐利博蒂通过研究全球各国在历史不同阶段的育儿模式演变，发现如今的育儿方式越来越趋于密集，育儿差距也越来越大。在20世纪70年代，低学历和高学历的美国父母照顾孩子用的时间大致相同。如今，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超过每周3小时，高学历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一起抚育孩子，他们的教养方式也更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自年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父母在育儿上花费的时间在不断增长。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andParenting）。不同国家之间的育儿方式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为什么中美多是“虎妈猫爸”，而北欧则是“佛系养娃”？传统视角分析不同地区和国家背后的文化差异，比如不同的宗教观念、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等等。另外一些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比如家庭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小。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固然重要，但耶鲁大学教授齐利博蒂认为也需要考察经济因素的影响。在齐利博蒂看来，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包括：其一，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比较低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而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比较高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热衷于“推娃”，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06:58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和黄任接受采访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宋铮曾是齐利博蒂的学生，他提及了自己在香港的育儿经历。他的孩子在香港的国际学校上学，来自欧洲的老师就曾这样教导孩子：“你的父母这么努力工作才把你送到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怎么调皮？”宋铮用这个诙谐的例子指出，欧洲老师和中国老师采用相同的教育方式，可见影响育儿观的不是文化背景的区别，而是收入差距、教育回报率等经济激励。此外，“推娃热”的背后也存在着很多误区，宋铮也提到，很多家长听闻80%的大脑能力在孩子3岁之前就已形成，于是拼命地给幼龄孩童灌输知识。这些都是焦虑情绪误导的错误做法。齐利博蒂的研究表明，“虎妈式”教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但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创始人黄任也提醒家长，“推娃”有用，但一定要注重“推娃”的方式。正如齐利博蒂所说，传统社会中的专断型家长会以命令的方式规训子女，而现代社会更普遍的权威型家长懂得运用技巧和理性，以说服的方式激励孩子迈向成功。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齐利博蒂在年就到访过中国，之后在中国频繁参与学术活动，中国经济增长也是他的一个研究课题。在访谈中，齐利博蒂解释了“虎妈”盛行和经济趋势的相关性，同时比较了不同国家育儿观的异同。对于中国育儿观，齐利博蒂认为中国家长并不是专断型父母。相比起让孩子听话，中国家长更看重教育孩子努力工作。他也肯定了中国高考制度的价值，但未来社会更需要有创造性的人才，这应当成为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Love、MoneyandParenting（《爱、金钱和孩子》），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马赛厄斯·德普克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年2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造就了“虎妈”的盛行新京报：当我们谈论养育方式的差异时，很少有人会想起经济学。你和你的合作伙伴为什么想用经济学来解释育儿现象？经济学中常常有“理性人”的假设。育儿问题可以看作是有目标的理性行为吗？齐利博蒂：当我们用经济学来解释问题时，我们一般假设人们都有想要达成的目标。经济学大多数时候在解释，比方说，工厂怎么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但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父母。对父母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钱。我们假设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目标是让孩子开心。在这种情况中，金钱则是父母实现这个目标的限制。重点在于，想获得一个快乐的孩子有不同的方式，因为人生很漫长，不同人根据自己的期望，来选择把精力投入在童年教育，还是在年纪稍长以后。新京报：《爱、金钱和孩子》当中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却是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开始谈起的。个人经验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帮助？齐利博蒂：这本书既包含了数据样本，也容纳了个人体验。仅凭个人体验是无法充分论证观点的，因为社会经验因人而异。数据样本覆盖了多数群体，但它的问题在于数据样本有时候是浮于表面的，我们很难通过数据了解个体的具体情况。同时，使用两种资料，让我的研究兼备了深度和广度。而且，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些时候，人们会批评经济学家只会盯着死板的数据，这里我做了不同的尝试。新京报：虽然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我听闻你对中国很熟悉，每年都会来中国两三次。同时，你也在欧洲多个国家居住过。在家长的育儿观上，中国和欧洲的最大差异是什么？齐利博蒂：是的，我有一个20岁的女儿，她出生于瑞典。我们一家在瑞典、英国、瑞士居住过。另外，我是意大利裔，我的夫人来自于西班牙，所以我们也和其他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来过中国很多次，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我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这个原因，我也和不少中国父母打过交道。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家长，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双方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中国父母就在考虑住在哪里，送孩子去哪所学校，等等。我在这当中看到了中国父母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感受到了家长们的焦虑情绪。相比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家庭教育更加放松，父母想让孩子拥有更快乐的童年。在这里，我想要澄清一点，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讨论中国家长是不是好父母。我们相信全天下的父母都爱孩子，而生活的环境不同导致了两者间的差异。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Zilibotti），耶鲁大学国际和发展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新京报：“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在育儿方式上有哪些特点？齐利博蒂：“直升机父母”和“虎妈”都是当下流行的话题，但两者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直升机父母”时刻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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