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导致封建统治危机四

引言

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却占有全国土地30%以上，构成拥有特权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统称第三等级，占人口99%,负担着全国的纳税义务，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工业中有显著发展。东北部出现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他们驱逐佃农，扩大领地，雇佣农业工人，改变经营管理，建立起资本主义大农场。随着商品粮食需要量的增加，粮价不断上涨，富商竞相租佃或购买地主土地，富农阶层也有增加。贵族地主则疯狂加强剥削，甚至重征久已废止的古老杂捐，滥用司法权利，强占公地公产。

以土地收入为主要来源的特权等级，地位和利益并不一致。在第一等级中，高级教士和低级教士的处境十分悬殊。高级教士大多出身贵族，生活奢华不亚于王公，如斯特拉斯堡主教每年收入达四十万锂。低级教士出身平民，一般收入只有三百至七百五十锂；他们对高级教士心怀不满，在政治上接近第三等级。在第二等级中，出入宫廷的四千家贵族长年居住凡尔赛，挥霍无度；乡居贵族则日益破落，在生活上和宫廷贵族相去甚远。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和一部分把资金投入工业和殖民地贸易的贵族，在经济利益上与资产阶级接近，在思想上也倾向于自由主义。但大部分高级教士和贵族（包括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都反对损害特权的任何改革，形成旧制度最顽固的维护者。

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日益发达，特别在北部的城市和乡村，工场中的劳动分工日趋细密。在冶炼和煤矿业中，还出现集中的大规模生产。克勒佐合股公司有比较完善的装备。年设立的安新煤矿公司雇有四千工人作工。在巴黎六十万居民中，约有半数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

商业的发展比工业更快。18世纪工业生产增加了一倍以上，进出口贸易却增加了两倍，对殖民地贸易增加了四倍。资本家从工商业中发财致富。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同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愈来愈不相适应。他们政治上进身之路日益狭窄，贵族垄断国家、教会和军队的一切高官显爵。年的国王敕令规定，只有经证明四代都属贵族者，方能受任为军官。

资产阶级也分化为若干阶层。最上层的从各方面分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已转化为地主的资产阶级，买到官爵的资产阶级和由包税人、银行家、军火供应商、国家特许公司的股东等构成的金融资产阶级。他们和封建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其次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当一般贵族日趋没落破产时，工商巨头则日益富有。他们的经济活动处处受到行会制度、工业法规、关卡、度量衡不统一等等的束缚，因此要实现经济自由和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首先必须取得政治权力，粉碎阻挠他们发展的锁链。此外还有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如律师、作家、医生、教师等，他们接受启蒙思想，严厉批判旧制度，宣传温和的改良或激进的变革，在后来革命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城市里的手工业行东、小店主、帮工和工人构成城市平民。他们身受特权等级的压迫和歧视，负担沉重的捐税，在18世纪后半期，由于粮价上涨，生活特别艰苦。他们追随资产阶级，一致反对旧制度，在打倒王室和权贵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是促进革命向前发展的一支突击力量，“无套裤汉”就是由这一阶层组成的。但在行东与资产阶级以及帮工、工人与行东之间，仍存在着矛盾。资产阶级与行东在废除行会问题上有分歧，因为行东主张保留行会。

工人受行东支配，每日工作自早晨四时到晚八时，平均工资仅二十到二十五个苏,而每磅面包售价高达四至五个苏。。工分散在儿十万手工工场。除了若干冶炼、煤矿大企业外，只有在巴黎的织布业、衣帽业、裱糊业以及里昂的丝织业中，工人才比较集中。无产阶级虽然还没有从一般劳动群众中分化出来，工人还缺乏阶级觉悟，但在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他们仍起着巨大的冲击作用。

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受苦最深的是农民。在农村中，封建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农民占全国人口80%左右，但所占土地只及全国耕地的30%至40%。和中古时期一样，他们仍须对王室、教会和领主缴纳苛重的捐税，负担半农奴式的贡纳和力役以及各种名目的杂捐。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竭力扩大农场，赶走小佃农。贵族地主则竭力恢复古老的捐课，提高地租。地租在18世纪中增加了一倍，租佃条件不断加苛。有些地区，王室直接税在70-80年代增加了28%。许多自由农民在种种压榨勒索下沦为零散工。

在第戎、布列塔尼，零散工在一个世纪中增加了一倍。由于地主强占公地公产，农民缺地情况更加严重。粮食腾贵只对地主与富农有利，绝大多数缴付实物地租的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们的处境反而更加恶化。农民的耕作方法仍十分落后，两圃制或三圃制使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土地经常休耕。农民每年还须在收获中留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作为种子，在缴纳各种捐税后，手中几乎一无所有，遇到荒年更无以为生。农民的贫困还限制国内市场的发展，影响农业和工业生产。土地问题成为当时最迫切的社会问题。

但无论城市平民或农民都缺乏组织，提不出自己的革命纲领。资产阶级不仅拥有经济实力，还有足够的文化教养和组织能力，掌握思想和宣传武器。他们以全民代表自居，出来领导第三等级反对封建特权阶级的革命斗争。

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

从18世纪中叶起，激烈的农民“饥饿暴动”已在法国各地展开。工人的罢工和城市贫民起义也十分频繁。路易十六（-年）即位之初又遇到歉收，粮价暴涨。到年春，平时价值8至9个苏的四磅重面包在巴黎售价达13。5苏。饥民暴动在各处爆发，巴黎和邻近各郡规模特大。群众冲入市场，自动限制价格。这些斗争称为“面粉战争”，但都没有触动封建国家的统治。

波旁王朝竭力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官吏专横，权贵滥用密札,人人自危。到18世纪末，旧制度下的行政机构臃肿不灵，弊端百出。宫廷的浪费和不平等的税收政策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路易十六为了摆脱财政的困难，不得不实行某些改革。年8月，任用重农学派杜尔哥为财政总监。杜尔哥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宣布对特权等级课收捐税，废除行会组织，取消对粮食和酒类的贸易限制。这些措施触犯了贵族特权阶级的利益。

年，杜尔哥被解职，第一次改革失败。继任财政总监的内克是一个瑞士银行家。资产阶级希望内克能实行改革，然而他只采用节省开支和发行公债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他在一份财政报告中陈述宫廷的浪费，指出王室对贵族滥赐津贴，因而触怒了贵族和大臣，特别是挥霍无度的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年，内克也被免职。北美独立战争时，法国参加反英战争，又增加二十亿锂的债务。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国库濒临破产。

年2月，路易十六不得不接受新财政总监卡伦的建议，召开显贵会议。国王企图实行纳税“平等”的新法，命特权等级也负担土地税和印花税。但一百多个显贵顽固抵制，拒不放弃免税特权。5月，显贵会议解散，国王决定强令巴黎高等法院登记新法。巴黎高等法院只同意放松对谷物销售和出口的控制，对土地税法拒绝登记，对印花税法也提出抗议，同时要求召开从年以来迄未召开的三级会议来讨论新税法。

“贵族的叛乱”标志着上层危机的加剧。更严重的是第三等级反对王室的政治斗争日益剧烈。多斐内省未经国王许可，于年7月在大工业家宅第召开三级会议，决定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今后应与两个特权等级的代表总和相等，会议按个人而不按等级进行表决，并宣誓如国王不召开三级会议，不再纳税。这些决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王和政府不得不暂时让步，同意召开三级会议，宣布年5月1日为三级会议开幕日，召回年被撤职的内克。

与此同时，人民运动也广泛展开。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更促进人民运动的高涨。法国自年和英国签订通商条约后，英国货物大量涌入，许多企业倒闭，二十万工人失业。-年，葡萄歉收，面包价格狂涨，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此伏彼起，一年之间一直没有停止。工人、小手工业者、葡萄生产者、城乡小商人等反对专卖商和粮食投机商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汇合为一股巨大的反政府力量。资产阶级在这时积极领导革命运动，在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和表决方法问题上，开始和贵族分裂。法界人士、作家、商人、银行家等组成“爱国党”，有一部分接近资产阶级的贵族参加。革命的力量逐渐组织了起来。

财政危机、经济危机、人民运动和资产阶级的活动，促进革命形势的形成。到年底，国王不得不再作让步，接受资产阶级的要求，同意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相当于其他两个等级名额的总和。但表决方法问题仍没有解决。

三级会议的召开

年春，全国举行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根据规定，第一二等级一般采取直接选举；第三等级则采用两级或三级选举，只有年满二十五岁、在国家纳税册上列名的男子才有选举权。选举和“陈情书”的起草是在群情激昂的形势下进行的。从年经济危机以来，人民运动不断发生。许多城市如里日、马赛、土伦、敦克尔克的市民，都要求规定谷价，降低食品价格；有的包围粮仓，要求开仓济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要求分配土地，废除封建租税，取消封建义务和贵族特权。巴黎发生群众捣毁工场事件。南特的市民围攻市政厅，高呼“自由万岁”的口号。

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革命热潮，广泛展开宣传运动，印发小册子和呼吁书。年1月出版的西哀耶斯方丈的《什么是第三等级？》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个小册子开头就提出：“什么是第三等级？它是一切。直到现在它是怎祥？什么都不是。它要求什么？想有所作为。”西哀耶斯猛烈抨击特权等级，认为特权等级是废物，没有特权等级，法国可以过得更好些。三个等级的陈情书一致反对绝对专制制度，要求制订宪法，改良税制。但陈情书也明显地反映出各阶级的特殊利益。

在出席三级会议的约一千二百名代表中，教士等级占三百人，其中乡村牧师占三分之二左右，也有较开明的高级教士如奥顿主教塔列朗。在二百七十名贵族代表中，最顽固的乡村贵族占多数，有三分之一是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最著名的是参加北美独立战争的拉法叶特侯爵。当选的第三等级代表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人物，其中近半数是律师，其余有商人、银行家、工业家、作家等，还有一些自由贵族和教士如米拉波伯爵和西哀耶斯方丈。

三级会议于年5月5日在凡尔赛正式开幕。国王在致词中强调政府的财政困难，警告代表提防过激的改革。颇有自由主义声望的财政总监内克在演说中竭力掩饰国家财政的真实情况，没有提出任何改革措施。开幕式后，掌玺大臣宣布，国王希望各等级按照传统分别开会，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每个等级只有一个表决权。这样，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虽然增多，但对表决依然不能起决定作用。第三等级的代表大为激怒，要求三个等级合厅开会，共同议事。三个等级关于开会方式的谈判拖延了一个多月。虽然第一等级中的下级教士表示愿意达成协议，但由于贵族的反对和国王的干预，谈判终无结果。

全国密切注视三级会议的进展。巴黎市民成群来到凡尔赛，聚集在第三等级会场附近，表示支持代表的斗争。在人民群众的鼓舞下，第三等级的代表于6月17日通过决议，宣布自己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国民议会。这个决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教士代表开始分化，下级教士代表两天后加入了国民议会。6月20日，国王封闭会场大门，国民议会代表就在网球场集会，宣誓“非俟宪法制成，议会决不解散”。一部分贵族代表也投到国民议会方面。国王终于被迫同意三个等级的代表合厅议事。

国民议会既把制订宪法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遂于7月9日改名为制宪议会。三级会议的召开和制宪议会的成立，揭开了革命的序幕。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各地农民起义

三级会议开幕后，巴黎人民的革命情绪愈益增长，示威游行不断发生。6月30日，一部分被派去镇压示威群众的士兵同情人民，拒绝接受命令。宫廷为实现武装镇压革命的阴谋，陆续向凡尔赛和巴黎调集军队。7月11日，国王再次解除内克职务。内克免职的消息传到巴黎后，群情愤激。12日晚，巴黎人民与军队发生冲突。次日晨，巴黎上空响起革命的警钟，人民携带短刀斧头涌上街头，战斗更加激烈。在起义人民的攻击下，王军节节退却。

人民从军火库和残废军人院夺得几万支枪，一部分士兵也转到革命方面，到晚上巴黎的大部分已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巴黎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加紧活动，三级会议代表选举时所组成的选举人会议与旧市府共同组成一个常务委员会，决议组织国民自卫军。这时，在首都的东南部，巴士底狱塔楼上的大炮仍然威胁着整个巴黎，特别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工人区。14日，群众包围这个象征封建统治的堡垒，攻破大狱。至此，整个巴黎被革命势力所控制。7月14日革命的胜利，迫使政权从王室转到制宪议会手中，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国王本准备在14日或16日解散制宪议会，为此印就了四万份“告民众书”。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阴谋。路易十六被迫恢复内克的职务，并亲自到巴黎，承认市府的改组，从市长贝夷手中接受三色革命帽徽，任命拉法叶特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巴黎的革命成了全国革命的信号。消息传出，各大城市都掀起革命斗争的浪潮，纷纷仿效巴黎夺取市政管理权，组织常务委员会，建立国民自卫军。史称“市政革命”。

农村的斗争更为激烈。农民听到巴黎革命的消息，立即拿起武器，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封建契约。到8月初，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各地。洛林的大部分宫室、寺院被焚毁，佛朗士－康泰有四十多个领主的庄园被破坏。广泛的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把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八月法令《人权宣言》

7月14日的巴黎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第一次严重的打击。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制宪议会中特权等级的代表已不能左右大局，真正操纵议会的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但在第三等级代表中，这时起主导作用的是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米拉波和拉法叶特。

米拉波伯爵（-年）在革命前曾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革命初期颇有威望。但他实际上只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后来被国王收买，倒向反革命方面。拉法叶特侯爵（-年）早年曾研究启蒙学者的著作，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他的经历使他在革命初期负有盛名。但他也不是一个革命家，当革命不断深入发展，他就逐步向右转，终于背叛革命。

制宪议会是按照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意志来制定法律的。年夏农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涨，迫使制宪议会注意农民问题。8月4日，制宪议会彻夜开会，讨论关于废除封建义务问题。贵族和教士代表慑于人民群众的革命风暴，在会上纷纷宣布放弃封建权利。从4日到11日，陆续通过决议，宣布取消教会什一税和农村中的超经济剥削。领主的行猎、兔囿、鸽舍权和司法权都被废除。特权等级的免税特权也被取消。这些措施打击了封建制度，是革命初期的重大成就。但是广大农民所关心的土地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八月法令只除了与人身依附有关的捐税和义务以及教会什一税，其余一切封建义务如年贡地租等必须赎买。因此，8月后农民运动仍继续高涨。8月27日，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这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的纲领性文件。宣言规定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它的主要精神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人权和法治，维护资产阶级的地位和私有财产权。

宣言提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权亲自或推举代表参加制定法律；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必须受法律的制约；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得剥夺。《人权宣言》宣布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第一次把18世纪启蒙学者所阐述的思想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这个文件在打击封建制度、限制王权和进一步启发人民革命意识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对封建专制制度尚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宣言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它反对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但确定了基于财产条件的不平等，因而宣言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保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

10月5-6日的革命事件革命俱乐部的活动

随着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宫廷惊慌万状，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国王拒绝批准制宪议会所通过的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准备新的反革命政变。10月初，国王和王后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调来镇压革命的反动军官。在宴会上，军官把三色帽徽掷在地上践踏，声称要向革命反扑。

革命的巴黎并未对王室的阴谋失去警惕。著名的革命家马拉在他所办的《人民之友》报上号召人民警觉起来。这时正值粮荒，巴黎人民每天要在街上排队几小时购买面包。国王阴谋武装镇压革命的消息传出后，群众十分激怒。10月5日，巴黎人民以妇女为前列，结队涌向凡尔赛，高呼“面包！面包！”包围王宫。大资产阶级唯恐群众采取过激的行动，命拉法叶特带领国民自卫军赶到凡尔赛。次日清晨，宫廷卫兵开枪打死一人，愤怒的群众冲入王宫。国王在拉法叶特保护下被迫同人民见面，答应批准人权宣言。群众坚持国王须回到巴黎，于是国王在人群包围中离开凡尔赛，被置于巴黎人民监视之下。制宪议会随后也迁到巴黎。

7月14日革命和10月5日事件后，许多王党分子离开法国，很多庸集在法德边境，科不棱茨成了反革命巢穴。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也开始向右转。米拉波从年起就为国王收买，竭力阻止革命发展；拉法叶特也在暗中讨好宫廷；西哀耶斯在制宪议会上故作沉默。

但真正革命的团体则在人民革命行动的鼓舞下加强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俱乐部，尤以雅各宾俱乐部影响最大。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分起初十分复杂，包括米拉波、拉法叶特等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也有布里索、贝夷等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及丹敦、马拉、罗伯斯庇尔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代表。随着革命的发展，雅各宾俱乐部的内部斗争也日益激烈。经过两次分裂后，它才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组织。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杰出的代表是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敦。让·保尔·马拉（-年）是医学家、物理学家，也是政论家，出身于瑞士一个贫穷教员的家庭，革命前写过不少抨击专制制度的文章。马拉主办的《人民之友》报是革命民主派的喉舌，对封建制度进行无情的攻击，并不断揭露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对王室的妥协行径。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年）原是阿拉斯的律师，曾因反对极刑辞去法官职务。罗伯斯庇尔熟读卢梭的著作，力倡无神论与民主学说。年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在制宪议会中维护普选权。他在革命中勇于为公，俭朴勤勉，因之有人誉为“不可腐蚀者”，在雅各宾派中威望很高。当时记载称：每当这个衣着整洁、瘦弱不高的青年出现在俱乐部时，大家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罗伯斯庇尔不怕困难，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坚定的信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家。

丹敦（-年）原为律师，善于词令，是一个很富于鼓动性的演说家。幼年阅读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著作，接受革命思想，在攻占巴士底狱时就投入革命。他是共和运动的热烈拥护者，为共和制的建立进行了果敢的斗争。但在革命后期，丹敦表现右倾，成为新富有者利益的代言人。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宣传的民主共和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从年起，出现更多的革命俱乐部，和雅各宾派的左翼共同形成民主共和运动的中心。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哥德利埃俱乐部。它成立于年夏，原名“人权和公民之友社”，成员大多是小资产者。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领导者是马拉和丹敦。扎克·卢、埃贝尔等著名革命活动家也与它有密切的联系。

巴黎平民也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最激进的是社会俱乐部,创立人是福适和彭维尔。它要求财产均等，在它的机关报《铁嘴》中提出：“任何人都有土地权，都应该拥有他生存所必需的一小块土地。……最高的神圣当局应该力求使每个人都有一点东西，并且使任何人都没有多余的。”这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

制宪议会的措施年宪法

10月5-6日事件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制宪议会加紧完成制订宪法的工作。年底，宪法的基本条文已经拟定。新宪法虽然尚未被国王批准，但从年起，制宪议会已开始根据宪法的精神进行改革。年1月，确定新的行政分区，把全国划分为八十三个郡，取消内地关卡和地方苛捐杂税。在新的行政制度下，全国建立四万四千个公社,资产阶级的代表被选入地方政权。6月，废除世袭贵族制和爵号；年，又废除行会和旧工业法规。这些措施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教会也进行了改革。法国天主教教会此后隶属于国家，杜绝罗马教皇干预；主教、教区教士由选举产生，一切教士都应宣誓对宪法效忠。

然而制宪议会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则漠不关心。年8月通过的法令未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年，各地都爆发农民起义。制宪议会采取高压手段，授权地方当局在农民起义时实行戒严；同时制定一套复杂的条例来限制农民对封建义务的赎买。在处理教会地产①问题上，制宪议会也采取了不利于农民的办法。年6月，规定没收的地产分大块出售，四年内付清地价。穷苦农民无法买到土地，绝大部分土地落入资产阶级手中。

制宪议会通过的反工人立法更明显地暴露了它的资产阶级实质。年6月，议会根据议员勒·霞不列的提案，通过法令，宣布一切工人罢工或集会结社都属非法，违者受严厉的惩罚。霞不列法一直保持到年。马克思曾对此评论说：“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雨初期，就敢把劳动者刚刚获得的集会结社权取消……这种法律，借国家警察权，把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限制在有利于资本的范围内，并且经过几次革命，几个朝代，照样保存下去。”

正当制宪议会制订并推行资产阶级改革措施时，国王在年6月阴谋逃跑，但在发棱被发现，押回巴黎。国王逃跑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巴黎人民的愤怒，他们要求废黜和审判国王，许多革命团体发出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呼声。制宪议会中民主派代表罗伯斯庇尔支持群众的要求，，但君主立宪派竟说国王被人挟持，逃跑并非出自本意，反对审判国王。在他们的操纵下，制宪议会声明国王出走系被“劫持”。这个声明引起巴黎人民的反对。

7月17日，数千市民在马尔斯广场集会，制宪议会用武力屠杀和驱散集会的群众。马尔斯广场事件清楚地表明大资产阶级的反民主和仇视人民的本质。雅各宾派在处理国王逃跑事件上发生分裂，君主立宪派脱离雅各宾俱乐部，组成斐扬派。

国王逃跑未遂，被迫于9月签署宪法。年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掌握行政大权，有权任命大臣和最高军政长官，否决议会的决议。立法权属于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议员按两级制选出，任期两年。宪法取消了等级制，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凡不符合财产资格规定的消极公民，都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年宪法是大资产阶级妥协政策的产物。它保留了国王，并赋予很大的权力；也违背了人权宣言所提出的人民有权参与制定法律的原则。

制宪议会于9月30日解散，新立法议会于10月1日成立。立法议会由七百多个代表组成，绝大多数是君主立宪派。因制宪议会决定它的议员得当选为立法议会的代表，许多制宪议会中的积极活动家未能参加立法议会。在立法议会中，斐扬派是右翼，他们要求修改宪法，赋予国王以更大的权力。

人数最多的代表是中间派，他们认为革命已经结束，立法议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实施宪法。斐扬派和中间派控制了立法议会。雅各宾派是左翼，但内部并不统一。以布里索为首的吉伦特派是温和派，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山岳派是激进的民主派，人数虽然很少，但能代表人民群众的要求，在议会外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斐扬派执行的反人民政策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力量逐渐削弱。

欧洲反革命势力武装干涉的准备战争的爆发

年底到年初，反革命的活动开始猖狂起来。聚集在科不棱茨的反革命分子准备对革命进行反扑。欧洲各反动君主国都策划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革命的法国面临严重的威胁。为了打击反革命势力，年11月9日，议会通过反对亡命者法令，宣布凡在年1月1日前不返国者为祖国的叛徒。11月19日，又通过法令，决定惩办拒绝对宪法誓忠的教士。但是国王根据斐扬派的意见，否决了这两个法令。

来自外国的武装干涉的危险也愈益严重。随着法国革命影响在欧洲的不断扩大，各国反动统治者愈益仇视法国。路易十六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国武装干涉上，同各国反动派加强勾结。年8月27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统治者在庇尔尼茨发表共同援助法国国王的宣言，这是欧洲反动势力对法国革命的公开挑衅。这时在议会中，执政的斐扬派反对战争，他们害怕战争会削弱他们的统治。

吉伦特派主张战争，他们企图通过战争夺取政权，扩大国外市场。罗伯斯庇尔派竭力反对战争，认为首先应肃清内部敌人。路易十六则抱着借刀杀人、利用国外反动势力镇压革命的意图。年3月，吉伦特派组阁。4月20日，法国对奥宣战。对于革命的法国人民来说，这是一场保卫革命的正义战争。列宁曾指出，当时法国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着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战争一开始，宫廷和贵族军官的阴谋就充分暴露。当时聚集在比利时边境的法国军队有十万人，奥军只有四万，普鲁士还没有作好准备。如果立即组织进攻，胜利可望。但控制军队的反动贵族军官按兵不动，而国内反革命势力则大肆活跃。王后将作战计划秘密送给奥地利；反动分子在立法议会中竭力攻击罗伯斯庇尔派，并对马拉施行迫害。

结语

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这时公开走上叛卖革命的道路。拉法叶特指挥军队退却，后来竟只身跑回巴黎，公然在立法议会上要求解散革命俱乐部。由于军官的叛变，法军节节败退，敌军攻入法国国土。人民愤慨填膺，坚决要求抗击敌人。丹敦、马拉、罗伯斯庇尔等大力激励人民为拯救祖国战斗，丹敦号召人民“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在人民压力下，立法议会于7月11日被迫宣布“祖国在危险中”的法令，号召全国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巨大的爱国热潮在全国澎湃奔腾，几天内，巴黎应征入伍的义勇军即达一万五千人。各地人民纷纷组织义勇军，开赴首都。马赛人民高唱着卢热·德·里勒所作的“莱因区军歌”向巴黎汇合，这就是著名的“马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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